‘我是访民，向我开枪！’

七月初的一个夜晚，四十岁出头的女律师王宇返回家中。她刚刚与丈夫和十六岁的儿子在机场告别，并不知道他们两人在登机前已经被警察带走。凌晨三点左右，她给朋友送短信说：“家里突然断电了，接着wifi断了。然后就有人撬门的声音。我从猫眼往外看，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到。偶尔有低声说话的声音，但听不清楚。”保安后来说，夜里来了二十几个警察，说是来抓吸毒的。那一夜的短信之后，就再也没有她的讯息了。没有人知道她在哪里。

全国一百多位律师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官方说明真相。与此同时，警方搜查了王宇隶属的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带走了锋锐所创始人兼所长周世锋，并在全国各地拘捕与锋锐相关人士。官方媒体报道说，公安部成功破获一起案件，一个从2012年起，即卷入扰乱社会治安活动的“重大犯罪集团”。截止七月二十二日，已有超过三百名律师和人权捍卫者被拘留或被警方约谈。曾署名要为周世锋辩护的律师，遭到阻止，无法前往北京。

中国以前还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无可否认，从八十年代初开启改革开放迄今，但凡被认作是威胁到政治体制的案例，国家统治者在令其沉默或将其监禁时，从来不曾为之犹豫不决。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受迫害者名单，而且这名单还在持续加长。不过，典型目标通常是那些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聚众抗争的工人农民，或是拒绝驯从的学生。近年一些案例也包括了独立律师。但在全国范围内打击法律界人士，这还是第一次。

法律从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取消，改革开放初期才重新成为可能，如今已是热门的职业选择。全国各地法学院每年送出毕业生，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参加一年一度的全国司法考试。虽然通过率很低，只有10-25%，但获得律师资格证书的人数在过去十年里还是增长了将近十倍，从过去总数少于三万人增加到2014年底的二十七万多。对于十四亿人口来说，这仍然是非常微小的比例。而且，绝大多数律师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大城市里，内地和农业省份远远不及。官方统计指出，截止到2014年年底，全国有6-10% 的县市，或者只有一名律师，或者连一名都没有。在这些地方，司法基本上由地方法院自行主持。

中国全国法官总数大约将近二十万人。作为公务员，他们的工作评定依赖于每年年终的结案数字。不过，司法系统方方面面的表层下，总是游荡着中国司法思维数千年遗留下来的痕迹。在那个传统里，县官大人既要管理所有行政事务，又要承担春秋大祭等礼仪重任，而且要充当检察官和法官的双重角色，同时还指挥着相当于现代警察的衙役们。对于今天的法院来说，与地方权力合作仍然是很平常的事情，包括公安警察和检察机关在内的各种官方机构，特别是共产党的地方权力部门。在偏远地区，律师要想执业，除非是融入地方贪腐网络才有可能。至于说那些受到权力部门欺压的人，他们最后只能走上上访这条路，希望引起某位高官注意，亲自下令为他们伸冤。官方很少发布相关数据，发布的也未必可靠，但据估计，全国访民总数在一千万到两千万之间；每年直接到北京上访的约有五十万到一百万人次。那种将全部生活都投入上访、固执寻求伸冤的访民现象——赵亮的纪录片《上访》对此有强劲的呈现——其实正是源于这一长远的文化传统。

自从天安门抗争被镇压，全国的中共干部就被告知：“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如今，维稳，即，压制并消除一切抗议和可能威胁统治的“群体事件”，其预算比国防经费还高（这是官方也承认的）。显然，这种首要考量导致大幅扩张的国家监控手段——摄像头、网络审查、装备精良的武警，等等等等——以及有系统地使用现金来收买分化抗议事件，同时还力求以庭外和解方式解决冲突。过去几十年里，经济飞速增长，社会生活毫无节制地商品化，削弱或变异了社群纽带，带来各个社会层面的法律纠纷，其中尤以具官方背景的商业利益与平民百姓之间的冲突为烈。遭当局镇压的所谓“群体事件”，起因通常是农村征地，城市搬迁，或官员滥权仗势欺人；不过，因欠薪而起的罢工或抗议也不在少数。地方政府几乎总是直接间接的对立方。因此，今日法庭所面对的，不但是刑法或民法，而且是公法——即，并非由国家惩治民众，也非民众之间的冲突，而是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冲突。面临这类冲突时，地方政府也会动用各种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手段之一是法院的“立案庭”，负责决定法院是否接受某一案件。在很多地区，有碍于地方政府的案件都被借口驳回，难以立案。

目前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领导层，意识到过去三十年来党国大面积腐化对其自身统治正当性带来的危险，展开了一场史无先例的反腐斗争来更新高层权力面貌。反腐导致的高干倒台改变了党内高级领导层，但中下层才是腐败最为普遍，也是访民最常涌现的关键，而中央对其并没有同样有效的控制。去年年底，中央再次重提必须要“依法治国”；借此中央得以向省市和基层地方政府施加更多压力，却不至于因此而削弱自己的权威。在这个口号下采用的实际措施，包括重新定义立案要求。自今年五月一日起，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诉讼权利”，除非是程序作业上存在文件材料不完备等情况，立案庭不得随意拒绝立案。结果，立案总数上升了几乎三分之一。五月份总共有一百万件诉讼成功立案，其中牵涉到官员方面渎职滥权的立案数上升了221%，清楚显示出此类冲突过去遭到压制的数量。

与此同时，官方也关注到律师数量不足的问题。司法部报告指出，2014年法庭正式审理的八百万件诉讼当中，大概只有四分之一的被告人有辩护律师。该报告建议，国家应当帮助各地建立律师事务所；并应动员都市地区志愿者为偏远地区提供法律援助。在立案庭改革生效的两天之前，人民日报发表一篇评论员文章，标题为《让律师讲话，让法律更有尊严》。该评论批评了通行的错误认识，特别是认为警察、检察官、法官在法庭上是并肩战斗的战友，要反对共同的敌人——被告及其辩护律师。六天之后，现任中国政法系统最高官员的孟建柱发表讲话，强调认清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权威的重要性。对于致力于维护公民权利的律师们来说，这些法律新政鼓舞人心。但正是这同一群律师，一个月后遭到警方追捕。为什么先前的进展会引出后来的突变？

五月二日，立案新规定实行第二天，满洲里北部黑龙江省庆安火车站的铁路警察射杀了一位农民徐纯合。事发地点离中原较远，但网络上很快就传开了现场照片。惊恐未消地坐在死者身边地上的，是明显贫困的四位原本要和他一起出行的家人：他年逾八十的驼背母亲和三个未满七岁的孩子。当地警方稍后才意识到网络影像可能造成的轰动影响，匆忙中开始连夜追踪其他旅客（“反恐”措施规定乘车旅客必须实名购票），要求他们删除所有现场照片和视频。为反击“谣传”，庆安一位副县长出面表彰涉事警察的“英雄”气概，官方许诺徐纯合母亲以二十万元人民币现金（约合二万英镑），前提是不能将其视为赔偿，要看作是来自铁路员工的自愿捐献。死者的三个孩子被送往孤儿院。这些姿态非但没有平息事态，反倒更加激怒了舆情。几乎同时，网络上已出现那位副县长贪腐的证据；没过几天，不下十起针对庆安县政府的举报送到了有关部门。

此时，另有一人来到现场：吴淦，在网络上提供法律援助的知名人士，北京锋锐律所的业务助理。他立刻成了公民群起追寻真相的带头人，以人民币数百到一万元（约合一千英镑）不等的奖金，征集射杀现场的视频或证词。到五月八日，在警察找到所有证人之前，他已经在网上贴出两段短小视频和一份长篇访谈，并声称手中还有另外两份证词。根据收集到的信息，他还提出，很可能是警察先挑衅，因为他们把徐纯合看作是专找麻烦的访民，哪趟车都不让他上。这个设想根据不足，但还是引起了更加强烈的舆论反应。有外地访民来到庆安，他们举着的牌子上写着：“我是访民，向我开枪！”很快，各地都有举着相同字样标语的访民照片传上网络。​

有六位律师从不同地区赶到庆安。他们说服了徐纯合母亲退回政府给的那笔钱，改为向当地政府和铁路公安系统同时提起诉讼。他们首先提出的要求就是查看车站候车室射杀现场的监控录像。在十天时间里，庆安枪击案是中国网络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网络审查如果开始删贴，很可能会激起更大不满。北京无法任其发展下去了，先是将庆安那位副县长以腐败和作假免职，并由公安部向东北派出调查组。之后，中央电视台播出关于此案的专题报道，从庆安车站五个监控摄像头原始记录中剪辑出的影像，旨在说明徐纯合并非访民，而是醉鬼，拒绝听从要他原地不动的命令，还抢过警察手中的警棍，反打警察，然后才被枪击致死的。这个节目的用意是为此案做结论，使其失去立案理据。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回避接触外来者，集中精力做家属和村民的工作，显然是以现金利诱说服他们取消了诉讼。​

吴淦在网上发了一个声明，质疑电视报道剪辑记录时作手脚，也质疑律师还没有看到的原始录像怎么中央电视台已经拿到了。不过，这时他已经离开庆安前往华中地区江西省的省会，南昌市。那里有四位正在服刑的村民，因为公元两千年一件双尸案被控谋杀，但后来省高级人民法院将他们的死刑改为无期。除了刚被捕的时候因为受刑不过屈打成招，他们始终坚持自己无罪。2012年，同村的另一位村民在法庭上坦白说，他才是真凶。那四位村民的亲属全都成了访民，每年都要去南昌和北京上访数次。十几年来，北京、上海和其他省份有将近五十名律师曾先后代理他们的案件，争取重审，推翻原判，但是判死刑的谋杀案要重审，必须经由省最高法院批准，这个审批一直没下来。事实上，江西省最高法院一直在阻挠辩护律师要求查阅原始卷宗的要求。从五月11日开始，辩护律师们开始在省最高法门前集体静坐，要求维护他们查阅原始卷宗的正当权利。​

静坐照片传上网，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一星期后吴淦赶到，准备带来轰动效应。他以省最高法的院长为靶子，做了两块大牌子，准备立在法院门前的路边，一块上画了个灵堂，中间是那位院长的照片，两边贴有讽刺他的挽联；另一块是吴淦自己的“卖身契”，卖身换钱，用来贿赂院长，好让律师们查阅卷宗。他准备第二天好好摆开架势，但警察很快就来了。他们一大早就把他带走，借口妨碍交通和损害他人名誉，给他行政拘留十天的处分。几天之后，他转以刑事犯罪嫌疑遭正式羁押。律师们最终结束静坐，通过省际律师协会协调，几个月后争取到吴淦以自由为代价来声援的阅卷权。​

吴淦所在的锋锐所派出王宇做他的辩护律师。王宇从业初期专做商务案件，后来改变方向，皆因有一次送客匆忙，进站时遭天津火车站检票和警卫人员阻止，将她摔倒在地还用脚踢，她事后投诉却遭反咬一口，说她出手致使一位青年警卫受伤失聪，结果被铁路公安关押近两年。最终获得释放，并由北京市律协重新核发执业许可，还是因为有影响力的《財新》杂志专门报道了她这宗扑朔迷离的案子。自那以后，她转而致力于维权案件。她是曹顺利的辩护律师。曹顺利准备前往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人权大会相关活动时，因她此前曾在外交部门外静坐而在机场被警方带走。关押期间遭受刑讯，于2014年3月在北京一家军队医院去世。王宇也曾参与为维吾尔族经济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的辩护，后者因批评新疆政策最终被当局处以无期徒刑。另一起引起关注的案件里，64岁的苏州农民范木根不满低微补偿而拒绝征地，有政府后台的开发商指使十来个打手凌晨闯进他家中。尽管他当即打电话报警，警察却在45分钟之后才姗姗来迟。警察到达之前，他已经被拖到户外殴打。当看到妻子和儿子也遭到毒打时，他抄起一把水果刀反抗，导致两名打手死亡，结果被控以“故意伤害罪”。王宇接下此案，在自我防卫基础上为范木根做无罪辩护。检察官以监控录像为证据，王宇要求对证据做司法鉴定，却遭法庭拒绝。她愤而离庭，在法院外路边举牌抗议“违法”开庭，支持者当即拍下照片传上网。此后再次开庭时，王宇被拒绝入内，无法履行辩护职责。五月八日，王宇不在场的情况下，范木根被判八年徒刑。三天后，南昌的律师们将开始他们的静坐；而就在同一天，吴淦正在网上公布他搜集到的庆安枪击案长篇证言。​

对此，人民日报发表一篇严辞“锐评”。刊出那篇《让律师讲话》的评论不过是两周之前的事，现在却改口说《律师不应热衷舆论“死磕”》（“死磕派”stickler，时常被误译为“死硬派”diehard。那些坚守法律程序细节的律师们自称为“死磕派”）。“锐评”警告死磕律师不应将自己代理的案件拿到网络或大街上去争取舆论支持。次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那个特制版本的庆安枪击案报道。官方媒体开始点名批判吴淦。到六月初，连续数篇匿名抹黑王宇的文章出现在官方媒体，声称她有犯罪前科，曾因伤害青年警卫服刑。在网上的公开答复中，王宇详述了当年在天津遭遇的不公，指出北京律师协会已经确信她无罪。在这些恶意贬损和最终被绑架之间的大约一个月里，王宇继续有两三次出庭，为当局取缔“邪教”后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辩护。如今，她被指控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嫌，不许会见律师。她被抓是当局大规模打压“死磕派”维权律师的前奏。一个月之后，孟建柱在全国律师大会上讲话，指责死磕律师只是“极少数坏分子”，对其采取措施并不是针对律师界，再次要求大力支持律师，推进“依法治国”。九月份司法部据称为“保护律师执业权利”，公布了一系列约束律师言行的新规定。​

在这些显然互有龃龉的举措背后，是中共在习近平治下两项重大目标。一方面，腐败必须遏制，否则中共将重蹈被自己推翻的国民党的下场。目前权力仅次于习近平的王岐山在接手主持反腐工作之前，曾向党内高干竭力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但很快，他关注的似乎已经仅仅是这本巨著里的一句话：“对于一个坏的政权来说，最危险的时机就是它开始改革那一刻。”在立案程序改革生效之前一星期，王岐山会见了日裔美国学者佛朗西斯・福山，大谈必须清除党内腐败，将其解释为自身净化的必要步骤。福山问到宪法是否应当保障司法独立，王岐山回答：“不可能。司法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这是中国特色。”现代化必须有绝对权威和铁的纪律，这个经验教训从萨缪尔・亨廷顿的著作里能看得很清楚。中央党校将其列入2015年春季干部阅读推荐书单。但是，中共的两大目标——政治管控和依法治国——既无法在法庭内，也无法在其他地方同时运作。​​

为了消除或减少公民与政权之间的矛盾，当局试图运用维稳手段，诸如调解、赔偿、恐吓等等，将可能激化的冲突消灭在萌芽之前。而死磕派则抓住程序规定不放，对法律文本逐字追究锱铢必较，自然成为政府方面的眼中钉肉中刺。死磕派律师通常在大城市或沿海省份注册，在全国各地接案，不避路途遥远或现场偏僻。远离自己注册地法院，也便于死磕律师挑战那些屈从地方权势的法官。维权律师曾多次挨打，有时是地方打手冲进他们的旅馆，有时是法警直接将他们拖出法庭。此类事件发生后，他们会在网上发出紧急呼吁，强调社会正义和律师行业正在同时受到打击。​

全国各地理念相同的律师总是最先响应呼吁的人。随之而来的是网络大V评论，他们本来就是在网络上揭露各级政府缺乏透明度的主力。最终，维权律师和吴淦那样的法律援助人士就会吸引到很多访民，特别是那些比较年轻，精力旺盛，熟悉网络的访民。多年与官府打交道的经验，让他们学会了抓住一切机会来提高自己案子的能见度。这些奔波中的访民，饱受欺压，没有组织起来的可能，很乐于加入死磕律师们的法律抗争。​

官方媒体指控锋锐律所是“犯罪集团”时，不忘提出这集团有“劳动分工”。一些被指“贪婪”的访民被迫向警方坦白，承认追随律师们异地举牌抗议时有人提供火车票，到外地去一次还可以得到500到600元人民币（约合50-60英镑）报酬。这数额远低于普通城镇居民生活水平。但重要的是，实际上并不存在官方媒体声称的仔细规划的劳动分工：所谓的“三级犯罪团伙”不过是当局臆想出来的藉口。这些不同群体分别都参与过举牌或拉横幅抗议，他们也都各自积极利用网络上传照片，不断发出评论或声援贴。​

官方诋毁死磕律师时，有两个词语反复出现。其中一个是“敏感案件”。案件如何成为敏感？王宇代理过维权人士和法轮功学员，但上文述及各案，并没有政治上威胁政权的案情。最多不过是各地受害人力图引起公众对其冤情的持续关注和同情。在江西四人因被控双尸谋杀而服刑一案中，所谓“敏感”因素，虽然官方从未公开承认，但很可能在于北京中央政府和省最高法院之间的关系，因为程序上，谋杀案要重启调查审理，必须经省最高法批准。​

而在黑龙江庆安枪击案中，将照片和相关信息传上网的并不是受害人或其家属，而是现场目击的旅客们。事后汇聚的信息显示，死去的徐纯合曾在外地打工，后因在建筑工地受伤致残返乡。亲属在他死后对官方解释版本没有提出异议，觉得有了赔偿早点了结就好。是倾向死磕的律师们，看到新规定提供的立案机会，说服了徐纯合的母亲改变主意。但老妇人最终放弃法律途径，律师们失去了这个客户。​

北京一开始反制就毫不手软。中央级别的宣传机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以及所有那些必须使用新华社通稿、否则将遭惩罚的新闻终端——负责提供官方口径。起初只是贬损受害人——被枪杀时徐纯合确实有些酒醉——通过采访村民和基层干部，将其描绘成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者。网上舆论对此非常不满，但反响程度已弱于枪击当时的震动。官方媒体对此不做回应，既没有道歉，也没有解释或反驳。接着是那份建构好的“完整”事件始末，此后则完全无视律师们因查看原始监控录像的要求遭拒绝而提出的抗议。重要的是散布怀疑，公众也许确实不了解真相。​

庆安事件里，成为敏感的不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而是公众对官方蛮横行为的愤怒。任何可能引起公众热门反应的事件，都属于“敏感”——此时必须要有决断，敢处理，才能重新确立政府对形势的控制。“敏感”的界限模糊含混，以便能够随时应用于某事件激发起公众同情心等等的突发情况，或是用来针对那些试图动员民众支持的人。今年夏天遭拘捕、约谈、限行的数百名律师当中，包括李和平等知名人权律师，他们曾经代理异见人士等政治“敏感”案件。这种情况往往更为恶劣，因为当局径直知法犯法，以便将政治异见者关入牢房。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伊力哈木・土赫提，还有曾参与天安门抗争、成为律师后又曾为艺术家艾未未和其他人辩护的浦志强，都被加以莫须有罪名，在根本经不起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身法律检验的证据下，关门庭审定罪（［注释：浦志强已起诉但尚未审判定罪］）。​

官方日益频繁使用的另一个词语是“寻衅滋事”，即，找借口制造混乱。由于锋锐律所代理的案子很少牵涉到“煽动颠覆”或“国家机密”，认定其“寻衅滋事”成为官方指控锋锐是“重大犯罪团伙”的关键。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寻衅滋事造成“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后果的，最高可判五年徒刑。这个罪名现在被用来对付呼吁社会支持的活跃人士，但实际上的打击目标，其实是社会共济（social solidarity［注释：在中文语境中与“团结”内涵不尽相同］）。于是，网络上一出现舆论哗然，就会受到两路夹击的处理：少数积极分子遭到压制惩罚，而一般民众的情绪性反应则会竭力引致平息。将前者孤立于后者，是政府“负责”的表现。​​

今年三月，锋锐律所主任周世锋从自己财产中拿出八百万人民币设立基金会，专门帮助那些已经失去或可能会失去自由的律师家庭，特别是他们的子女。如今他本人也失去了自由。那些曾表示会在需要时代理他或王宇的律师们，无一例外都受到恐吓威胁。这一轮官方打压，在所有受到警方不同骚扰的人士当中，大约十分之一被正式批捕。警方骚扰也波及律师家人。王宇16岁的儿子遭多次审讯，护照被没收。他在十月份经人帮助通过边界进入缅甸，但随即被捕并被带回国内，目前状况等同于监视居住。他并得到警告，不得自行为其父母延请律师。其中威慑虽未明言但却明白无误：当局决不容忍任何形式的社会共济。​

北京政权瓦解社会共济的主要手段之一是通过人身攻击诬陷那些敢于挑战权力者。从五月底吴淦正式被捕到七月初王宇失踪，官方媒体带头散布恶意攻击，说他们两人撒谎，有心机，不正派，甚至有暴力倾向。锋锐所主任被抓走后，新闻节目报道说，他已向警方承认在运作中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他主要想提升锋锐知名度，以便吸引更能进账的客户。同样手段也见于庆安枪击案时对那位副县长的处理。宣布他被解职时，只字未提他在枪击后以公共身份露面表态，似乎只是一件因操守污点下台的个案，自然不会影响到北京和地方政府的声望。​

在当局眼里，不可漠视的两大要点，乃是公共性和社会共济；他们亟欲掌控前者，同时压制后者。而这二者会成为统治中的问题，其实是晚近的新发展。二十六年前抗议者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时候，他们的口号仍带有1949年掌权以前的中共色彩。《国际歌》和国歌是广场上的主旋律。示威者呼吁警察和士兵要“站在人民一边”，而政府则指责示威者是“反革命”。双方都相信他们之间是一场政治冲突。后天安门时代，政治控制收紧，经济领域开放。到九十年代末期，很多建立并公开注册独立政党的活跃人士都被判以长期徒刑。与此同时，法轮功被迫转入地下。那之后，当局严厉控制政治言论，造成普遍内在化的自我审查。任何情况下都要避免被视为“搞政治”，成为金科玉律。在逾十年时间里，寻常可见的一个场景是，来自中国的艺术家——画家，作家，导演，雕塑家——强调他们对政治没兴趣，虽然他们的作品充满政治符号。​

待到互联网使得政治议论再次活跃时，网上言论大半是当局乐于滋养的国族主义噪音，诸如中国发展模式比美国更优越，要不就是与邻国开战的各种前景。经济上贫富两极或社会等级化问题已不再理解为阶级分化。工农不再是革命的主力军；贫困阶级只不过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有待慈善组织来救济。但是总有一些诡异的“敏感”物隐藏在阴影中。敏感时机，敏感词，敏感姓名，敏感问题：建立网站的青年人不经意中触碰到，就会在遭遇不加解释即被关闭的瞬间，一窥中国政治现实的真相。​

外部世界事态发展会令中共看到实实在在的敏感。那年的阿拉伯之春曾令中国领导人戒心陡增。更切近的是来自香港和台湾的警讯。2012年，香港中学生号召起十几万市民上街游行，迫使港府收回强行推动的中学“国民教育科”。去年台湾学生冲入立法院，占领立法院大楼二十多天，抗议与中国大陆通过暗箱作业达成的服贸协议。数月之后，香港学生为争取2017年特首选举时能有真普选再掀抗议潮。集体行动，无论以什么形式出现，都是北京最为忌讳的。当局立即出击，删除所有关于香港抗议的网络内容，并拘捕了所有那些曾转发或评论相关内容的人士。不过，这类政治热潮，中共国家机器长于应对。今年春夏期间令当局措手不及的是死磕派律师们在非政治案件中，借助中共正提倡的依法治国转而挑战政府。针对公共性和社会共济两原则的控制在牵涉到香港和台湾时并无不同，但死磕派影响力的上升更为出乎意料。如今死磕派律师纷纷入狱，北京“依法治国”的法制改革也半途搁浅。地方政府不但没有提高责任能力，反倒比以前更官僚，而且和以前一样易于腐化。​

曾被律师们暴露于阳光下的问题并没有消失。自从七月初失踪，王宇就不被允许接触家人和律师，据猜测，她最大可能是一直被关押在她以前曾被非法羁押近两年的天津。这是中国最繁忙的港口之一。这里，在王宇被抓一个月后，一起巨大的化学品爆炸事故，摧毁了最近才开发起来的滨海新区，造成173人死亡，逾千人受伤，四周17,000户高层新居受损。夜幕下巨大火球的影像在全球各地第二天的新闻里都上了头条。但是偏偏没在天津。天津只在第二天早间给了大爆炸一分钟的电视时间，之后，本市全部七个电视频道都回避了此事。与此同时，七十英里外北京的中央电视台一直在继续爆炸事故的后续报道。二十四小时之后，天津市政府开始就爆炸事故举办一天两次的新闻发布会，但重点仍在洗刷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及时向公众提供信息。市府高级官员一直缺席这些发布会，迟至灾后第五天才露面。原因？在地方官员心目中，爆炸事故必须要向顶头上司说明，但并没必要和公众解释。此后不到两个月时间，他们已经将官方能容忍的补偿金发放完毕，软硬兼施迫使受害人接受。中央政府逮捕了肇事化学品公司的负责人，毫无悬念地，他们与海关和其他官员的腐败有关联。北京承诺彻查事故责任，但显然调查不会影响到天津政府的形象，更不必说北京的中央政府了。中共想要实行一种“有中国特色的依法治国”。这个药方恐怕只会引发更大问题。​